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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光中《左手的缪思》读后

2008-08-07 15:30:00 来源:博览群书 采诗 我有话说

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散文处女作即《左手的缪思》,初版于1963年,而我手边正摊开的,却是1980年4月台湾时报出版公司新版重印本。此书在大陆难以寻找,即使各大图书馆,亦不大好找。我1993年暑假去深圳,访该市图书馆,专门找到港台原版的书架,可怜兮兮的就那么几本书,很让人痛惜――一座城市,若没有让人羡慕的

深厚的文化积淀,仅是楼房盖得高且漂亮,亦很难让人感动。沙叶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过境香港,跑了好几家旧书摊,才淘得此书;而我握有的版本,似乎早已有珍本资格矣!港台名家的所有重要原版书,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者,在大陆,大概均可作如是观。

余光中认为,他的正业是写诗:“这只右手不断燃香,向诗的缪思。可是仅饮汨罗江水是不能果腹的。渐渐地,右手休息一下,让左手写点散文。”这一写就是八年,而此书仅是“暴霜露、斩荆棘,以有尺寸之地”的一小部分。

与“美丽的痒”(吻)一样,“左手的缪思”(大陆译作“缪斯”),的确是余光中独创的词语。这个书名的来历,早已成为台湾文学史中的一个典故:“当时用《左手的缪思》为书名,朋友们都觉得相当新鲜,也有读者表示不解。其实我用‘左手’这意象,只是表示副产,并寓自谦之意。成语有‘旁门左道’之说,台语有‘正手’(右)‘倒手’(左)之分,在英文里,‘左手的’(left-handed)更有‘别扭’与‘笨拙’之意。”――仅了解其书名之来历,似乎已窥见作者的功力和惊人之笔。

实则,若论余氏之“妙手”,诚如香港作家黄维梁所云,余光中应该有四只手:右手写诗,左手攻散文,第三第四只手专事批评和翻译。《左手的缪思》结集出版时,余氏早已硕果累累:出版了四本诗集,三本译诗集,一本翻译小说,一本翻译传记。

值得文学史专家注意的是,余氏左手的缪斯,一上手走的是知性的路子:论艾略特,评毕卡索,介绍梵谷、安格尔,赞扬胡适。笔锋一开,便光芒照人。继之而起的感性且抒情式的《石城之行》《记弗洛斯特》《塔阿尔湖》《书斋・书灾》等,都是让人拍案叫绝的美文。

原来,九位缪斯之中,未闻有司散文之女神,而《左手的缪思》的出现,那真是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寂寞、凄凉的中国文坛,闪现出的一道曙光。

如论余光中与五四白话散文之源流关系,台湾诗人杨牧曾说过这样的话:“徐志摩以诗人之笔为散文,洒脱浪漫,草木人事莫不有情,激越飘逸,影响见于苏雪林,何其芳,张秀亚,胡品清,陈之藩,萧白,余光中。”(《文学的源流・中国近代散文》)此话说得很中肯。不过这也仅仅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余光中。我以为,若真正把握其实质,余光中之散文,有着钱锺书散文的某些素质。本来,在《左手的缪思》中,他更多的献给读者的,是渊博的诗、画、音乐的典故与知识,是独具余氏散文语言的弹性和变化别致的句式及结构。读钱锺书的散文,我们常常惊叹其用典的艰涩而密不透风;而读余光中的散文,我们仿佛看到了其依然追求意象、用典之典雅,但密而有间,又平易近人。他的散文仿佛达到了情趣、智慧和学问的有机融合。

余光中的散文观在其书中已略见端倪,似乎亦不该掉以轻心。

当时作者最讨厌的是:“流行在文坛上的散文,不是挤眉弄眼,向缪思调情,便是嚼舌磨牙,一味贫嘴,不到1CC的思想竟兑上10加仑的文字。”那么,余氏到底要提倡什么样的散文呢?

我所期待的散文,应该有声,有色,有光;应该有木箫的甜味,釜形大铜鼓的骚响,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,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,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,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,每如撒盐于烛,会喷出七色的火花。

纵观当代两岸散文之发展,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,能达此境界者,鲜矣;而余光中的散文处女作,正是通往这一境界的拓荒者。

这便使人想起今日大陆某些青年散文家们,一上手便是纯感性的路子,变成一种新的风花雪月,而忽略了知性和结构,总是走不出朱自清的“踪迹”、徐志摩的“康桥”,然而,发表了几十篇后,翻来覆去便难以为继了。大陆许多散文家的散文,总是单纯的抒情,没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自觉的哲学追求,很难找到林清玄和董桥这样的雄厚实力,而余光中一上手便站在一个崭新的制高点上。如果缺乏深厚的国文功底,缺乏精通一国或数国外语的借鉴,缺乏知性作脊梁的感性,尽管开笔可能惊人,但到了某一层次,没有知性的推力,更是难得上攀一分之微。

余光中的散文观,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。

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所倡导的“美文”,当时的余光中反倒比大陆之后的《美文》派们更为清醒:

现代主义在美与真之间,宁取后者。现代的大作家,无论是艾略特或奥登,汉明威或福克纳,皆宁可把令人不悦的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,而不愿捏造一些粉饰的美,做作的雅,伪装的天真。

在余光中第二本散文集《掌上雨》中,作者依然坚持:“现代作家们有勇气面对残缺与丑恶,他们相信真实的丑比虚伪的美要耐看的多。”

我总觉得,余光中的价值,大概不仅仅得从文学范畴去寻找其意义,还应更放开眼界。如果说,殷海光先生在台湾哲学与思想界的意义在于:自命为五四后期的人物――正像许多后期人物一样,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,但却有份遭受寂寞、凄凉和横逆的经历;而余光中则是创造性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,并在寂寞、凄凉和横逆中把文学的本体全面推向新的高度的拓荒人。

散文,自然是他自觉表现的一部分。

夏志清先生认为,余氏的散文比其诗好。我也认为余氏的诗,不如洛夫,而他的散文,在台湾已享有第一支笔的美誉。

当初《左手的缪思》,乃歪打正着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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